至於在邊界的管制上，共產黨的邊境守軍有時會開放關卡，但很多時又會關閉關卡，嚴禁任何人士前往香港。 而在關卡關閉的日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甚至曾經槍擊已越過障礙、逃抵英界的難民；而解放軍士兵也曾經越界，將難民捉返華界。 此外，負責在邊防巡邏的香港警察與駐港軍人也時常受到解放軍的襲擊；有些警察曾因為在巡邏時過分接近邊界，遭解放軍開槍示警；另亦有警員在英界邊防視察時，遭越境的解放軍阻止巡邏。 面對種種解放軍越境的情況，葛量洪終決定在未有設防的邊界地段設置障礙並稍後成立香港邊境禁區，二戰前人們自由出入中、港的情況，至此已不再復見[19]。 另一方面，葛量洪當時認爲新界既是租借的土地，無論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
- 同時間，中共政府在1949年11月正式接管了中國民航公司，並向港府要求移送70部在國民黨協助下，駛到香港的民用飛機。
- 儘管市政局逐步設立了民選議席，但由於選民數目十分之少，所以代表的民意極為有限[41][42]。
- 晚年的葛量洪仍然關心香港的福利事務，而且常在不同場合發言和撰文，支持香港。
- 雖然葛量洪對法律十分有興趣，但認爲自己天資有限，所以借調18個月後就返回輔政司署[8]。
- 這類任意興建的寮屋，一般只用火水罐拆出的鐵皮或木版搭建，面積極小，但往往就住上好幾人，此外，這類寮屋一般更缺乏乾淨水源，而且衛生情況也十分惡劣，火災等意外更時有發生。
物價飛漲、貪污腐敗以及國、共兩黨的不和，終於促使國共內戰的爆發。 而經過了1948年至1949年之間所發生的「三大戰役」，則標誌着國民黨的失勢已成定局。 由於中國在二次大戰後，局勢依然動盪不堪，這促使二戰後繼續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 這種現像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後，情況更有加劇之勢。 雖然在這批難民之中不乏是為逃避共產黨政權的資本家，但是難民的湧入仍然對香港構成了沉重負擔，更衍生出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 在戰後的國共內戰中，一方面大量國民黨的餘部與支持者隨着國民政府的失勢逃到香港，而另一方面共產主義風潮也因爲共產黨的得勢傳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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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香港僅有的羅富國教育學院卻未能滿足需求，結果葛量洪在1951年9月新設了葛量洪教育學院。 儘管面對種種的困難，葛量洪在10年的港督生涯中，卻成功化解種種危機，使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並漸漸步入現代化。 返英後，葛量洪退居於倫敦市中心皮卡迪利街（Piccadilly）90號的住宅[2]。
然而，中國民航公司以往是一所親國民黨的公司，而且美國人亦佔有該公司不少股權。 為免投資化為烏有，泛美航空公司於是派了兩名副總裁到香港，企圖遊說葛量洪不要把飛機移送大陸[47]。 未幾，英國在1950年1月承認了中共政權，葛量洪遂建議中、美雙方可以在港進行訴訟，以決定飛機擁有權誰屬。 中國民航公司事件擾攘了3年的時間，期間葛量洪一直認為理在中方，因此他曾表示對樞密院的決定感到失望[49]。
葛量洪茶: 殖民地生涯
至於在國際層面上，由於戰後冷戰的爆發，香港也成為了「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交鋒地。 葛量洪茶 在這些事情上，葛量洪表示自己往往都是嚴守中立，不曾偏私於任何一方，他認為共產黨政府雖然經常無中生有，但在某些事件上，共產黨是值得諒解和同情的。 葛量洪茶 至於機場方面，葛量洪曾打算在新界屏山建造國際機場，但當他得悉飛機將來升降須要越過中國領空後，擔心飛機有被擊落的可能，因而打消念頭，改為擴建啟德機場[32]。 啟德機場的擴建工程在1954年正式提出，工程建議把原有跑道增長至2,194米。
在卸任前夕，葛量洪得知蔣介石有意邀他訪臺，而且還派專機接送，但由於葛量洪擔心這會引起軒然大波而婉拒了邀請[64]。 歷經韓戰以後，香港的名聲在美國變得很壞，這主要是因爲不少美國人認爲，香港是走私天堂和毫無吸引力的工廠集中地外，也擔心香港會有被“赤化”之虞。 葛量洪本人事實上是贊成香港建立第二所大學的，理由是他擔心共產黨會自行在香港設立一所可與港大分庭抗禮的大學[28]。 葛量洪茶 葛量洪茶2025 在他卸任後，有關建立中文大學的建議一直要到1961年才得以落實，最終在1963年正式成立。
葛量洪茶: 香港前途
在國民政府仍然執政的時候，葛量洪曾經常訪問廣州和南京等中國城市，而且還在1948年9月的時候與妻子一同重遊北京，當時葛量洪的繼父已經去世，而他的母親則回到英國度過晚年。 在1955年年底，由於葛量洪的港督任期行將屆滿，他們夫婦倆皆希望在卸任前再多到訪北京一次。 首先，自國共內戰以來，中國大陸不少城市如上海的資本家，紛紛把資金撤到香港，把局勢相對安穩的香港視作他們新的發展基地。 這批企業家初時主要把資金投資在商業，不過韓戰的發生，促使他們紛紛改而投資到工業和房地產發展。 葛量洪茶 其次，香港本身天然資源缺乏，難以發展重工業，不過受惠於難民的湧入，變相使香港擁有極充足的廉價勞工。 不過，計劃推出後，由於社會各界始終未能達至共識，因此終楊慕琦爵士一任，計劃始終沒有落實。
後到1950年6月，隨着韓戰的爆發，美國與聯合國更先後於1950年12月和1951年5月18日通過對香港實施貿易禁運，以阻止物資進入中國大陸，切斷共產黨供給[40][55]。 禁運對香港所造成的打擊是致命性的，這是因為香港自開埠以來，就一直是轉口港，所以實施禁運以後，香港剛從戰後快速復甦的轉口貿易立即沉寂下來。 1950年前的香港深圳邊界隨了有一些哨崗外，基本上是不設防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出中、港兩地，而主要的進出地則在文錦渡、羅湖和沙頭角三地。 可是在共產黨立國後，雙方卻開始在邊界設置障礙，而中共一方更在文錦渡設置了大型擴音器，專門謾罵港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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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葛量洪對中共所採取的務實態度，促使英國在1949年以後得以繼續管治香港，而中國大陸也同樣停止鼓動國內民衆發起收回香港的風潮。 經過葛量洪的努力下，中國大陸更暫時放棄向英方談論香港前途問題，這結果爲香港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使香港經濟能夠在戰後穩步發展。 可是，葛量洪任內擱置“楊慕琦計劃”，並限制香港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於是一直至1980年代以前，歷屆港府也未有作任何重大政治改革，這遂成爲香港人政治意識薄弱的一大原因[40]。 葛量洪茶 儘管在任內經歷了種種挑戰，但他最後都能順應外在困局與香港內在的劇變，將挑戰一一迎刃而解，而且還使促使香港從轉口港過渡成更發達的製造業中心，爲香港日後經濟的急速發展立下極重要之基石。
葛量洪茶: 葛量洪茶形態特徵
同時間，中共政府在1949年11月正式接管了中國民航公司，並向港府要求移送70部在國民黨協助下，駛到香港的民用飛機。 然而，中國民航公司以往是一所親國民黨的公司，而且美國人亦佔有該公司不少股權。 爲免投資化爲烏有，泛美航空公司於是派了兩名副總裁到香港，企圖遊說葛量洪不要把飛機移送大陸[47]。 未幾，英國在1950年1月承認了中共政權，葛量洪遂建議中、美雙方可以在港進行訴訟，以決定飛機擁有權誰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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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周恩來在出發前收到情報指國民黨特務將趁飛機停留香港時安置炸藥，所以他臨時改坐另一班航班，而且還要求港府保證航機安全。 儘管葛量洪對中共政府作出了保證，而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期間也確實獲得嚴密保護，不過國民黨特務仍然成功暗中放置炸藥，使飛機真的在前往印尼途中解體。 在事件中，雖然周恩來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而逃過空難，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等16人卻在該航班遇險喪生。 事後使港府遭到大陸政府的指責，也使雙方短暫陷入不和的狀態[51]。 葛量洪的看法頗得當時兩局議員和商界的認同，當時兩局議員認定方案“是一個太危險的做法”[38]，而怡和洋行更有大班擔心設立市議會會攤分政府權力，導致政府架牀疊屋[39]。 在這種的背景下，葛量洪曾在休假時到倫敦向英國政府提議擱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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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葛量洪的前任港督楊慕琦爵士復任後，就大膽推出了後世通稱的「楊慕琦計劃」，建議港府下放權力，設立一個大致上由民選產生的市議會，企圖由此培育民主，長遠使香港具備獨立的條件[35]。 葛量洪茶 同樣在昔日的時候，中國軍閥一旦爆發地方內戰，都會有不少難民湧入香港，但這批難民往往在這些地方內戰完結後就返回中國，因此港府一向也不會對難民提供特別的救濟和支援，恐防會變相吸引難民。 [13]香港首次有大批難民打算永久居留，要算是在1937年日本侵華後的一段時間；不過這批難民卻在香港淪陷後，遭日治政府強行遣返中國[14]。
葛量洪茶: 重建
除了房屋、教育和醫療外，葛量洪還推動了不少大型基建，旨在重建戰後的香港，當中包括了修建水塘和擴建機場。 這兩項計劃其實早在他上任前已在構思中，不過都是在他任內落實的。 在1952年，葛量洪正式通過動工興建大欖湧水塘，水塘在1957年建成，共花費了1,000萬英鎊，儲水量高達45億加侖[31]。 然而，水塘建成後，香港食水仍然不足，這使葛量洪卸任後，港府又興建了一個更大的水塘，而且還開始向大陸購買東江水。
葛量洪茶: 重建
而整個清理災場、修築道路以及興建第一批徙置大廈的工程，前後僅用了7個半星期就告竣工，成功於短時間內安置好大量寮屋居民[22]。 此外，葛量洪又成立了屋宇建設委員會和徙置事務處，專門負責興建徙置區，以望及早安置好在港的寮屋居民。 早期的徙置區，每區大約容納60,000人，每座徙置大廈則可住2,000人，平均每5個人居住在一個面積為120平方呎的住宅單位。 儘管這些徙置區的生活質素仍然十分低下，但內裡有商店、學校、診所和社區中心等配套設備，所以環境事實上要比寮屋區好得多。 由於當時香港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要被安置，所以港府需要在十分有限的財政能力下，設法取得龐大的資金興建徙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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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踏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羣電車職員因爲勞資糾紛，於同年聖誕節在羅素街的電車車場發動罷工，期間在左派人士的介入下，電車職員更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 羅素街事件持續了近一個月，最後葛量洪運用權力將罷工領袖遞解出境[46]。 另在1950年的時候，一羣左派學生前往摩星嶺難民區公民村挑釁，並與當地國民黨支持者暴發了流血衝突，事件促使葛量洪把那批國民黨支持者遷往新界東南部的調景嶺。 至於在國際層面上，由於戰後冷戰的爆發，香港也成爲了“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交鋒地。 在這些事情上，葛量洪表示自己往往都是嚴守中立，不曾偏私於任何一方，他認爲共產黨政府雖然經常無中生有，但在某些事件上，共產黨是值得諒解和同情的。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戰尾聲的時候，被擢升爲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2]，其中西太平洋高級專員一職曾一度於二戰期間擱置[9]。 雖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輔政司和布政司的時候，就曾多次署任總督，不過斐濟總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總督職級職位。 在任內，葛量洪着手於重建戰後斐濟，除修復在戰時被破壞的基建外，他又設法恢復當地經濟，另外，他亦積極推動成立各種機構，謀求國際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發展和福利事業[1]。 葛量洪曾到訪過南太平洋諸島，體察民情，此外他亦曾與湯加女王等地方領導人物會面[10]。 葛量洪治理香港獲得不錯的聲望，另一位是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勳爵，可算是港人印象較深刻的港督。
葛量洪醫院成立於1957年，以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洪命名，為周耀年李禮之畫則設計的建築項目[1]，初時主要提供癆病治療，由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管理，當時主要為肺結核病人提供治療服務。 於1982年3月11日成為「香港心肺科醫療服務中心」，成為一所心臟胸肺科專科醫院，擁有接近500張病牀，專注為患上心臟及胸肺病的成年人及兒童服務，提供住院、專科門診、治療及康復服務。 最後，葛量洪繼承自郝德傑爵士以來所確立的公務員「本地化」，開始招聘華人到政府出任高級職務。 而以往由洋人擔任的職位，現在只要有合適的華人，就會以華人出任該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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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1年的時候，港府已經有10.75%的政務官及專業級別職位由華人出任[43]。 但由於中國西醫的資格不獲港府承認，所以這班醫生只可獲政府僱用，而不可以私人執業。 在葛量洪的協助下，港府為這羣醫生提供了特別的考試，以選出具水準的醫生，好讓他們在港行醫[28]。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擔任百慕達輔政司；至1938年，他被調到牙買加任同職[2]。 在牙買加期間，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葛量洪曾參與和美國的合作，讓美國海軍動用牙買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國政府就轉贈50部舊型潛水艇以作回報[1]。 未幾，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獲調到西非尼日利亞出任布政司[2]，當時的尼日利亞是盟軍的重要據點，除了有兩個派往緬甸的師在當地受訓外，尼日利亞也是棕櫚油和橡膠一類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地。
最終，九龍寨城事件觸發廣州於1948年出現反英示威，期間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更遭暴徒焚燬[45]。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以前，不少因為英文能力有限，而不獲港大取錄的預科畢業生，通常都會選擇到中國的大學繼續升學。 不過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造法卻日益罕見；相反，不少從中國逃難到香港的學者，則開辦不少私人專上院校（如新亞書院等）。
